中共七大的臺前幕后，毛主席關注王明的得票情況，正確評價王稼祥

    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共歷史上一次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具有革命里程碑意義的大會。期間，發生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特殊、艱辛而有趣的故事。

    會議地點幾度變更、禮堂呈中西合璧風格

    與七大開會的時間數度更改一樣，會議地點的確定也是反復了多次，終才落腳到了延安楊家嶺。

    隨著各根據地的日益壯大，原有的代表名額適應不了新形勢的要求。各地黨組織根據中央的要求又補充選舉了一些代表。這樣就要有個大一點的禮堂。

    據有關資料介紹，中共中央開始考慮是在陜北安塞縣舉行黨的七大，并打算在那里修建一座可供大會用的禮堂。

    1940年5月，主管這一工作的中央秘書長任弼時和副秘書長李富春還親自去安塞實地考察過。通過實地察看，他們覺得那里環境隱蔽且便于防空，是當時形勢下召開大型會議的理想之地�？墒�，有幾點不盡如人意之處：一是交通不便，代表來往十分困難；二是離黨中央所在地延安較遠，許多問題難以銜接；三是生活物資比較缺乏，供應難以跟上。

    他們給中央匯報后，通過反復權衡利弊，只好放棄了這一方案。

    安塞計劃被排除后，有關部門就把會議地點放在延安棗園。這個地方有其明顯的優勢和特點：樹木比較密集、高大，便于隱蔽；離中央領導人住處較近，便于有關問題的及時匯報與溝通；相對來說，延安的物資較安塞充足一些，便于與會代表生活物資的采購和供應。

    于是，經中央同意后，便在后溝山坡上專門修了一座供大會用的大型禮堂，還打了一些供代表們暫住的窯洞。

    然而，待一切就緒后，他們發現這里的水源嚴重不足，根本供應不上那么多人的飲用水；而且水質也不怎么好。加之代表們的住宿也成問題，這樣，在綜合各方面的情況后認為不適宜。因此只得另找地方。

    后來，經多方權衡并報中央書記處拍板同意，又將七大會址選定在延安楊家嶺。

    因為楊家嶺的地形比較平坦，地勢也相對開闊；而且已經建有不少窯洞，可作為與會代表的住處直接使用。只需建一座大會用的禮堂就可以了。

    在黨中央確定會址后不久，中央副秘書長兼七大副秘書長李富春請來了延安自然科學院的楊作材設計禮堂修建方案。

    楊家嶺中央大禮堂1941年開始動工修建。施工隊伍是從當地請來的一些建筑工人，駐地部隊也輪流抽出人員投入施工。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和中央領導人還擠出時間參加義務勞動。由于軍民通力合作，建設速度非�？�，僅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到1942年就建成了。這個禮堂樸素大方、壯觀美麗，并體現了中西合璧的設計風格特點———外觀是蘇聯式，內部是陜北窯洞式的石拱結構。禮堂占地1056平方米，禮堂大廳長36米、寬34米、高11米，可以容納上千人。修建這么一座禮堂，今天來說可能算不上什么，但在當時的延安，可稱得上“宏偉建筑”了。當年，這是延安唯一有木梁和木柱的大型建筑物。

    七大會場是由魯藝美術系教師鐘敬之設計的，整體風格簡樸而富有新意：主席臺中央懸掛著毛澤東、朱德的巨幅側面頭像，兩邊各插三面黨旗，主席臺前后與左右兩側的長條桌后各陳放著五把椅子，供主席團就坐。主席臺前沿的石拱上書寫著“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大幅標語，標語兩側掛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畫像。禮堂兩邊掛有六個很大的V字型旗座，旗座上插著黨旗，并釘有一個標語牌，上書“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八個字，禮堂后墻上書寫著“同心同德”四個大字，正廳擺放著200條長凳。

    千方百計籌集物資

    1944年下半年, 黨中央組織有關人員開始了七大會議所需物資的籌措工作。糧食、蔬菜、紙張、藥品以及其他物資的供應是否充足, 直接決定著人員眾多、場面宏大、會期較長的七大能不能如期舉行。

    由于戰爭環境, 加之國民黨的封鎖, 當時的延安物資供應十分緊張, 黨中央根據實際情況, 制定了籌措物資的基本原則:因陋就簡, 盡可能就地取材。

    七大需要趕印大量的會議材料, 而紙張又恰恰是最奇缺的。這難不倒具有創造精神的延安人。在陜甘邊區, 路邊曠野長著一簇簇綠色的馬蘭草, 它的葉子又扁又長, 很有韌性, 是一種很好的造紙材料。于是, 籌委會的成員便組織有關人員, 以當時遍地都是的這種廉價的馬蘭草作原料, 采用土法上馬, 制造出了一種比較適用的馬蘭紙, 解決了紙張的供應問題。七大的會議材料包括毛澤東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都是用這種馬蘭紙趕印的。

    召開七大時, 陜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已取得顯著成效, 部分物資已可供應會議。1945年初, 黨中央組織的七大籌糧組從山西境內將糧食順利運送到了延安。聞此喜訊, 毛澤東立即拍板定案:“開會, 七大不能再延期!”

    四面八方代表冒著槍林彈雨千里迢迢赴延安

    雖然七大終順利召開, 但鮮為人知的是, 這些出席會議的700名代表是歷盡艱辛才到達延安的。從代表赴延安的時間可以看出, 七大代表早在離大會開幕還有六七年前就基本確定下來了。因此, 與會人員踏上奔赴延安的路程, 從這時就陸續開始了。由于處于戰爭年代, 代表們去延安的路程可謂曲曲折折, 困難重重, 險象環生, 甚至是冒著生命的危險。他們大都來自淪陷區或抗日根據地, 要通過敵人的封鎖區, 交通不便, 有的騎馬, 更多的是步行;因為路途遙遠, 環境險惡, 有的化裝成商人、小販或乞丐, 提前幾年出發, 靠一雙腳板晝夜兼程;有的是由游擊隊護送來的, 有的則是通過偽軍的關系護送來的;有的是從國外輾轉歸來的;有的在路上遇到敵人襲擊身負重傷, 甚至犧牲在奔赴延安的途中。對黨的忠誠, 對延安的向往, 使代表們歷經艱險匯聚到了寶塔山下。

    1942年1月13日, 劉少奇正在主持中共華中局會議時, 中共中央通知他回延安參加七大。當時, 華中局的同志為了挽留劉少奇, 曾給中共中央回電說:“倘七大會期仍未最后確定或大會于短期內事實上仍不能舉行, 則我們仍主張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華中領導工作。倘大會已確定舉行, 則少奇同志然在華中局擴大會后于2月底或3月初始能動身�！�

    中共中央沒有同意華中局的要求, 于1月21日堅持要劉少奇返回延安, 并讓他順道解決山東問題。

    劉少奇赴延安之行牽動著毛澤東和黨中央�？紤]到從蘇北到延安千里迢迢, 中間要經過許許多多日軍和國民黨的占領區, 安全是個大問題。毛澤東極為關注和重視。

    2月13日, 毛澤東親自打電話給陳毅、劉少奇:“少奇返延, 須帶電臺, 并帶一部分得力武裝沿途保衛�！�20日又來電強調:“護衛少奇的手槍班須是強有力的, 須有得力干部為骨干, 須加挑選與訓練�！币豢跉膺B用了三個“須”, 既可看出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戰友情深, 又可見當時形勢之嚴峻、情況之復雜。

    后來, 毛澤東想到劉少奇要經過華北根據地, 又給在華北前線指揮作戰的彭德懷發出電報, 要他派人調查華中到華北沿途道路安全情形。3月21日和六七月間, 毛澤東又數次給劉少奇發出電報, 囑咐:每次出行, “須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啟程”。

    毛澤東對劉少奇赴延之行, 如此操心, 又如此細心, 據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說, 這在毛澤東一生里是非常少見的。

    3月19日, 劉少奇等人動身, 穿越日偽軍嚴密封鎖的隴海路, 于3月底到達山東抗日根據地。

    劉少奇在山東期間, 順利解決了山東抗日根據地領導人之間的團結問題。毛澤東曾在7月初又給劉少奇發電報, 說:“我們很希望你來延并參加七大, 只因路上很不安全, 故不可冒險, 在敵后要以依靠軍隊為適宜。你的行止, 以安全為第一, 工作為第二�！�

    7月下旬, 劉少奇離開山東抗日根據地, 向陜北進發, 于12月30日到達延安。

    陳毅是在1943年11月從華中抗日根據地赴延安參加七大的。當時, 華中局代書記、新四軍代政委饒漱石為了打擊和排擠陳毅, 發動了“黃花塘事件”。事后, 饒漱石給毛澤東、劉少奇發去一份長達1500字的電報。在電報中, 饒漱石首先挑撥陳毅與毛澤東、劉少奇的關系, 接著又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實, 攻擊陳毅。饒漱石在電報的結尾要求中共中央:“速決定特色才德兼全的軍事政治負責干部來幫助我們�！睘榱税殃愐愎白�, 饒漱石還蒙蔽和鼓動一些干部聯名向中共中央發電報批評陳毅。

    陳毅也向中共中央發電報報告了事情的經過, 并著力檢討了自己的錯誤和缺點, 表達了團結工作的愿望。

    11月8日, 毛澤東復電陳毅并告饒漱石:“此次是不好的, 但是可以講通�？梢愿恼�的�！薄拔覀兿Ｍ�陳來延安參加七大。前次你的來電要求以一人來延, 那時我們不知你們間不和情形, 現既然有此種情形, 而其基本原因, 因為許多黨內問題沒有講通。如陳來延安參加七大, 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 明了黨的新作風及應作重新估計的許多黨內歷史上的重大問題, 例如四中全會是錯誤的、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義其它問題等, 如對此問題充分明了, 則一切不和均將冰釋, 并對黨有極大利益……陳來延期間, 其職務由云逸暫行代理, 七大后仍回華中, 并傳達七大方針�！�

    11月25日一早, 陳毅踏上赴延安的路程, 經過3個月的跋涉, 于1944年3月7日抵達延安。3月16日, 華中局和新四軍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團成立, 公推陳毅和張鼎丞任正、副主任。

    彭德懷和劉伯承是1943年9月一起去延安的。他們去延安是參加整風運動, 之后留在延安參加了七大。劉伯承任晉冀魯豫代表團主任。其他根據地的領導人賀龍、聶榮臻等也先后來到延安。

    南方各省七大代表奔赴延安, 歷盡艱辛。1939年11月, 香港黨組織選出的七大代表有鐘明等5人, 分兩批先后進入東江游擊區, 由東江縱隊派人護送到韶關, 與廣東省委選出的七大代表古大存等會合, 組成廣東代表團。隨后, 廣東代表團成員分別化裝到桂林, 在八路軍辦事處集中, 換上了八路軍戰士的軍裝后, 乘新四軍派來的軍車到達黃山附近的太平鎮。由于前面沒有公路, 代表們徒步翻越黃山, 先到涇縣云嶺新四軍軍部, 后又轉移到中共中央東南局駐地丁家山。在這里, 他們與浙江、廣西、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閩粵邊、蘇南等9個地區參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共41人會合。根據東南局的指示, 七大代表們組成了臨時黨支部, 古大存任書記。這時, 中共中央給東南局來電指示, 由于局勢惡化, 國民黨頑固派加緊反共, 南方各省出席七大的代表不宜走西安等后方大城市, 而要走敵后根據地到延安。這樣, 南方各省代表奔赴延安便更加困難。

    1940年1月, 新四軍反“掃蕩”取得勝利, 銅陵、繁昌先后被攻克, 七大代表北上的道路已經打通, 東南局讓七大代表立即出發, 經敵后根據地到延安。為保密起見, 東南局規定這支由代表組成的隊伍對外稱“服務團”, 指定古大存為團長。

    1月20日, “服務團”在新四軍軍部一個連的護送下, 從蕪湖乘坐兩只大木船, 繞過日軍的巡邏艇, 渡過長江。之后, 他們又隨羅炳輝的部隊夜間越過津浦路, 輾轉行軍, 到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半塔集。當時華中局也駐在江北指揮部里。華中局書記劉少奇給“服務團”每個人送了一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作為他們學習的理論課本。

    “服務團”在半塔集停留了半個月后, 又向皖東北挺進, 兩渡古金河, 夜行百里越過隴海路, 經過臺兒莊, 抵達魯南山區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部抱犢崮。經過一個星期的休息后, 一一五師派老六團團長賀東生率一個加強連護送“服務團”去魯西地區。在離大汶口不遠的一個村子里, “服務團”遭到了偽軍的包圍襲擊。這天一早, 鐘明起來到外面查看動靜, 發現敵人的迫擊炮彈已打到隔壁院子里。在行軍路上, 鐘明負責醫療工作, 并分配了一個衛生員隨他保管藥品。這些藥品是地下工作者冒著生命危險從敵占城市采購的, 鐘明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發現敵情后, 他立即返回駐地找到衛生員一起收拾好藥箱。但是, 當他們沖到村口時, 賀東生已帶著大部分人員沖出村子, 村口已被敵人的機槍封鎖了。鐘明只好和衛生員往回走。路上, 他們又碰到一位掉隊的同志。和隊伍失散后, 鐘明等3人并沒有驚慌, 他們機智地翻越后墻, 躲入玉米地里;后在群眾的幫助下, 找到游擊隊。當天晚上, 在游擊隊的護送下, 回到了“服務團”。

    鐘明等人安全歸隊, 使同志們驚喜萬分, 激動得互相擁抱, 熱淚直流。原來, 大家都以為鐘明等在敵人襲擊時犧牲了。古大存更是心情沉重, 還準備打電報向黨中央報告, 引咎接受處分。鐘明知道這個情況后, 立即向黨支部匯報了掉隊的經過及以后的情況, 并作了自我批評。

    大汶口遇險后, “服務團”又繼續趕路, 跑步前進越過津浦鐵路上敵人的填充鎖線, 經泰西、東平、湖西、魯西、進入冀南根據地。8月, 冀南軍區派一個團護送過平漢路。平漢路是“服務團”赴延安途中最難逾越的一道封鎖線。第一次過平漢路時, 部隊剛接近鐵路, 就被日軍發覺。由于行動暴露, 只好暫時撤退。過了10多天后, 冀南軍區派出一個營, 再次護送“服務團”過平漢路。營長帶一個突擊組, 迅速摸到哨所前, 解決了敵哨兵�！胺�務團”立即跑步越過鐵路, 一口氣跑了十幾里, 進入冀西武安山地區。隨后, “服務團”又在部隊的護送下, 到達八路軍總部。當時正是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的后期, 八路軍部隊經常轉移, “服務團”西去的路線因敵人的嚴密封鎖而無法通過, 他們只好等待時機, 隨同總部轉移到太行山區。

    9月, 徐向前由山東經八路軍總部去延安, 總部派了兩個團護送, 準備一旦在通過同蒲路和汾河封鎖線發生情況時就硬打過去�？偛孔尅胺�務團”和徐向前同行。在從八路軍總部到延安的途中, “服務團”連闖5道封鎖線, 有時一個晚上要行軍70多公里。12月26日下午, 經過艱苦跋涉的南方各省參加七大的代表, 終于到達延安。其中廣東代表從1939年12月底算起, 整整歷時一年, 跨越11個省, 行程萬余里, 可謂一次艱苦的“長征”。南方各省代表盡管歷盡艱險, 又險象環生, 但是在新四軍、八路軍的掩護下, 41人全部安全抵達圣地延安, 無一人減員。

    離陜北根據地較近的晉察冀七大代表, 赴延安參加七大途中也同樣歷經危險。1940年4月, 根據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的決定, 北岳區黨委、冀中區黨委、冀東區黨委選出的七大代表在阜平縣集中組成一個行軍大隊, 由趙振聲 (李葆華) 等帶隊赴延安參加七大。途中, 為了避免與敵人遭遇, 代表們只能走山路、走小路, 夜行軍。行軍非常困難, 平均一天走六七十里路。但大家想到能赴革命圣地延安參加七大, 都不怕苦, 不怕累, 情緒很高。

    按照行軍計劃, 隊伍將從太原市西南白水鎮通過鐵路。那天晚上, 他們通過了鐵路后, 沿著山路繼續向前走。不久, 日軍發現了他們, 在山頂上瘋狂地向他們射擊。這是晉察冀代表此行遇到的一個突發情況。當時, 他們緊急從山路上撤下來, 從山溝里突圍。由于敵人不知虛實, 沒敢追擊, 否則后果不堪設想。這場戰斗使晉察冀七大代表損失較大, 有的代表被打死, 有的被打傷, 有的被俘。天亮后, 幸存的代表們才陸續突圍出來。然后, 又經歷幾次險境, 經過兩個多月的艱難跋涉, 晉察冀邊區的七大代表于6月底到達延安。

    據檔案資料記載, 新四軍和皖南地區代表們的遭遇很為慘烈。他們一行24人, 在到達安徽無為時, 被國民黨扣押起來, 最后全部被殺害。

    到1945年4月, 出席七大的代表們從四面八方匯集到寶塔山下。一時間, 延安群星璀璨, 幾乎中國現代史上所有革命精英都聚集在這里。當時延安的條件很差, 大批的七大代表到延安后, 由于沒有大的招待所, 代表們除一部分住到中共中央黨校外, 其余的分散住在附近的機關、部隊、學校里。盡管到延安后住得很簡陋, 吃得也很簡單, 但來自各敵后抗日根據地和淪陷區的代表們毫無怨言。他們來到延安, 看到了延安的新氣象, 看到了新中國的曙光。因此, 他們懷著興奮的心情, 等待那激動人心的時刻的到來。

    會議許多珍貴瞬間被永恒定格下來

    這次大會是我黨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會議, 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都是空前的, 而為大會攝影的任務就落在了延安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的肩上。

    為了拍好會議, 電影團負責人吳印咸于會前就趕到了會場, 了解拍攝條件, 反復研究, 確定拍攝辦法。

    由于國民黨的經濟封鎖, 膠片的來源在幾年前就已經斷絕了, 但吳印咸一向節約使用膠片, 并特意留有備用, 所以, 每當中共中央的重要會議召開時, 他仍能使用僅有的一些膠片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政治事件記錄下來。

    為節約膠片, 吳印咸首先了解了大會的主要議程, 精打細算膠片的數量, 從開幕到閉幕做了仔細而周密的拍攝安排。從任弼時主持開幕, 毛澤東作《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到最后毛澤東所作的題為《愚公移山》的閉幕詞, 每個重要的議程和會議瞬間, 吳印咸都沒有放過。

    會議期間, 吳印咸和電影團的同志們忙得不亦樂乎, 有的盯著電影機、有的拿著照相機, 擔當起為大會既拍電影又拍照片的雙重任務。

    在當時的艱苦條件下, 禮堂內主席臺的位置光線很暗, 也沒有照明設備, 對于缺少閃光燈的吳印咸來說是個不小的困難。既要拍好大會的全景, 又要拍好大會主席臺的近景, 還要拍好領導同志報告時的特寫鏡頭……怎么辦呢?他開動腦筋, 采取相應措施, 最終保證了拍攝工作的順利進行。

    拍攝參加七大的中共領導人時, 吳印咸獨具匠心, 運用多種藝術表現手法, 使拍攝的照片既反映了人物的真實面貌, 又突出了每個人物發言時的不同特點。

    會上, 毛澤東作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 使與會代表對中國的革命形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對革命的前景更加充滿信心, 會場氣氛十分熱烈。吳印咸一邊聆聽著毛澤東充滿智慧的話語, 一邊還在不停地忙碌著, 他既用攝影機又用照相機, 多角度拍攝下了毛澤東富有表現力的手勢和神情。

    在拍攝劉少奇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時, 吳印咸從側面取像, 將劉少奇身旁的一束鮮花納入照片中, 使這幅簡單的人像攝影具有了藝術的美感。幾十年后, 這張照片被印制成郵票, 成為人們收藏的珍品。

    當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時, 吳印咸將朱老總置于畫面的左方, 使主席臺上的領袖群像巧妙地成為照片的背景, 不但突出了人物, 而且顯示了拍攝的事件背景。當周恩來作《論統一戰線》的報告時, 吳印咸大膽地采用了仰拍的手法, 畫面上部留出了大面積的空白, 頂上一盞明亮的燈光進入了照片的左上角, 使照片帶上了濃厚的象征意義:中國人民的革命是在指路明燈———中國共產黨的照耀下前進的。

    眾多照片中, 七大全景的那張照片最費心思, 也是流傳很廣的照片之一:醒目的標語和橫幅, 莊嚴隆重的大會場面, 毛澤東主席站在主席臺上講話, 黨的領導整齊地端坐在臺上, 代表們在臺下認真聆聽……

    這張全景照片, 看起來好像是用廣角鏡頭拍攝的, 其實, 在當時的艱苦條件下, 吳印咸手中只有幾部老式相機, 而且都是固定的標準鏡頭, 根本不可能拍出如此寬闊的場景。吳印咸就想了兩套招數：一種方法是拍單幅的照片, 二種方法是用拍攝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方法———接片來對照片進行處理。后來進行照片對比, 人們一致認為還是接片的效果較好。

    歷時50天的會議, 吳印咸天天泡在會場上, 就連吃飯、睡覺也想著拍攝工作。當他拍攝完最后一個鏡頭時, 整個人足足瘦了一圈。吳印咸率領電影團的同志們終于成功地把七大的全部過程記錄了下來, 使今天的人們能夠看到這些珍貴的歷史畫面。這也是中共歷史上第一部完整的黨的代表大會的影片資料。

    七大的歷史照片除了經�？梢砸姷降哪切�會場照片如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在主席臺上的照片以及一些代表在會場外的照片之外, 還有一張珍貴的全體代表合影。

    現在保存下來的七大代表合影, 前面的代表是盤腿而坐, 中間有兩排高低有所不同的木板凳, 可以辨認出來的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岡野進、徐特立、周恩來、林伯渠、吳玉章等人, 或坐或站, 他們的前面擠著三四排人。劉少奇、張聞天、陳毅、任弼時、葉劍英站在毛澤東等人的后面一排。很高興的是朱德, 滿臉笑容。相比之下, 其他人的表情就比較莊重而嚴肅了。

    受當時條件局限, 這張合影沒有發給每位代表。七大代表750多人, 加上工作人員將近1000人, 給每人加洗一張照片是一個極大的數目。所以, 幾乎沒有一位七大代表得到過這張照片。當時能看到這張照片的也是極少數。直到新中國成立, 博物館陳列出這張集體合影時, 一些七大代表才第一次看見照片上的自己。中直代表團的代表趙毅敏回憶說, 照相時中直代表團坐在前邊, 這也是很優待的事情了。

    值得一提的是, 當時擔任延安縣委書記的七大代表王丕年, 白天在楊家嶺的中央大禮堂開會, 晚上回西北局保安處住或回縣委。因為工作比較多, 大會中間有時休會, 也回縣委去。這樣, 他連全體代表照相都沒參加成。因為回縣委去了, 不知道要照相。后來知道了, 非常遺憾。這樣說來, 這張合影可能是利用大會休會時, 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完成的。好幾百人照相, 要把隊伍整理好, 也是很不容易的。

    牽掛選舉結果的毛澤東來到計票現場

    大會在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結合的基礎上, 經代表們充分醞釀和討論, 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其中, 包括王明等幾個犯了嚴重錯誤的同志。

    高揚文作為太岳區的代表參加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會以前, 高揚文被推舉為計票員。投票之后, 幾個計票員正在后臺忙碌地統計每位候選人得的票數 (當時沒有計算機, 只能把候選人的名字寫在黑板上, 一個人口念, 另一個人在候選人名下寫“正”字) 。這時, 一個身軀高大的人突然出現在計票員們面前, 大家抬頭一看, 原來是毛澤東主席來到了他們的工作現場。

    計票員們個個驚訝不已, 連忙給毛主席讓起座來。

    毛主席從容地坐了下來, 笑容滿面地對大家說:“你們辛苦了�！苯又�, 毛澤東詳細問起每人得票的情況。

    大家將已經計算出來的票數向他做了報告。他又很關心地詢問洛甫與博古的得票情況, 還特別問了王明的得票多少, 能不能選上中央委員。因為票數還未統計完, 計票員如實作了回答:“張聞天得票還可以, 而秦邦憲和王明得票少, 能不能選上還很難說�！�

    毛澤東沉思片刻, 然后說:“最好能選上�！甭宰魍ｎD, 毛澤東又說:“七大是一次團結的大會, 犯了錯誤的人也有代表性, 起碼代表和他一起犯過錯誤的人。我們不要把犯過錯誤的人推出去, 而要團結他們。犯了錯誤, 改了就好�！�

    毛澤東平靜地坐在那里, 耐心等待著計票員們把選票統計完畢。

    當毛澤東看到秦邦憲 (中委倒數一名) 、王明 (中委倒數二名) 終選上中央委員時, 顯得十分高興, 他對計票員們說:“這就好了, 七大真正成為一個團結的大會�！�

    毛澤東主席為什么這樣關心洛甫 (張聞天) 、博古 (秦邦憲) , 尤其是王明能否選上中央委員呢？

    原來, 七大以前代表們學習了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 弄清楚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者掌握了黨的領導權, 使黨和紅軍受到慘重的損失。洛甫在會上作了檢討, 給了代表們一個較好的印象。對博古的檢討, 代表們不很滿意。而對“左”傾路線的主要代表王明更是恨之入骨, 特別給他提了很多意見, 誰也不想投他的票。對于博古進入中央委員會, 許多人也想不通, 會前黨中央、毛主席一再做代表們的思想工作, 說明選上他們對團結犯過“左”傾路線錯誤的人有好處。

    毛澤東在作關于選舉方針的報告時解釋說:從黨的歷史經驗來看, 對過去犯錯誤的同志不應一手推開, 只要他們承認錯誤, 并決心改正錯誤就行了。毛澤東還在另一次會上這樣說:這些人的錯誤, 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犯的, 經過整風, 已經把問題弄清楚了, 就不應太著重個人的責任。經過反復做工作, 代表們的思想上才有所改變。即使這樣, 仍然有一部分代表表示決不投王明的票。

    過去, 毛澤東也說過, 批判陳獨秀時有些偏重個人責任, 而對總結經驗不夠。與有不同意見的人合作共事, 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

    正是因為這一點, 所以毛澤東才很關心王明能否當選, 親自來到后臺了解情況。足見, 毛澤東能夠如此寬宏大量, 不計較過去曾經受過“左”傾路線的打擊, 而以黨的利益為重, 以團結為重, 體現了何等的高風亮節。

    中央委員的選舉本來是45名, 但王稼祥的票數沒過半數而落選了。黨中央、毛澤東對王稼祥的功過有正確的評價, 在選舉中央候補委員時有意將王稼祥列為第一候選人。毛澤東在給代表們做工作時說:王稼樣同志犯過路線錯誤, 但他是有功勞的。在二、三、四次反“圍剿”戰爭中, 他提出過正確意見, 遵義會議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 從莫斯科回來的王稼祥同志對共產國際的意見作了正確的傳達。選舉結果, 在33名中央候補委員中, 王稼祥名列第二。

    可以看出, 毛澤東知道了選舉的結果, 心情舒暢, 便又起了較濃的談興。毛澤東與高揚文拉起了家常。他首先詢問了高揚文的名字。高揚文回答說, 名叫楊文 (這是當時的名字, 未加高姓) 。

    毛澤東微笑著說:“你的名字很好, ‘楊柳、文章’�！鳖D一頓, 他又說:“楊樹、柳樹都是好樹種, 特別是柳樹, 把樹枝插到地下, 就會生根成活�？箲饎倮�了, 我們在延安的干部就要大批出去工作, 你們要像柳樹一樣, 不管到什么地方, 就要到那里生根, 和當地的干部、人民一起, 把革命工作搞好�！�

    毛澤東的這一番教導, 對高揚文啟發很大, 影響了他一生的信仰和工作態度。

    毛澤東和大家一面交談, 一面在后臺共用便餐, 一起吃了一頓紅燒肉。

    七大始終充滿民主、團結、融洽的氣氛。王稼祥、關向應等同志因病不能到會, 為了充分發揚民主, 毛澤東親自指派人將會議精神帶給他們, 請他們提意見。

    保衛工作細致縝密而天衣無縫

    這次會議, 不僅規模大, 而且時間長。七大前, 日軍的飛機多次飛臨延安上空轟炸, 軍民傷亡較大。

    鑒于此, 為了保證七大會議的順利召開, 保證與會領導和代表們的安全, 在大會開幕前夕, 黨中央特地調集了防空部隊, 加強了安全保衛工作。

    中央警備團于1945年2月底, 冬季訓練結束后, 就開始做迎接七大的各項準備工作。中央警備團組織部隊整修了楊家嶺的防空洞, 構筑了從會場通往防空洞之間的防空掩體。警備團還在嚴寒時節, 搶時間, 爭速度, 修理了棗園至楊家嶺之間的延水橋, 保證中央領導同志和與會代表每日往返順利過河開會和活動。

    在大會秘書長任弼時、副秘書長李富春領導下, 成立了大會秘書處、總務處、臨時警衛處。中央社會部的陳龍和中央警備團團長兼政治委員吳烈負責警衛處的工作。

    警衛處下設內勤組、警衛組、防空指揮組。內勤組由中央機關警衛科長楊時負責, 擔任會場內部的招待和中央領導同志的隨身警衛。警衛組由第一營營長劉輝山、教導員莫異明負責, 擔任禮堂門衛、會場周圍、代表駐地、往返路線上的巡邏任務。防空指揮組由第二營營長羅滋淮負責, 擔任對空監視和駐地周圍山上的警戒。延安城內、南區、東區代表們經過路線的巡邏警戒, 由陜甘寧邊區保安處周興處長負責。

    這次大會是公開進行的。因此, 會場就成了國民黨反動派和日軍進行破壞活動的重要目標。為了防止國民黨反動派和日軍進行破壞活動, 警衛處根據大會會址楊家嶺中央禮堂周圍的地形和社會治安情況, 采取了對外嚴密控制, 加強對空監視和巡邏警戒, 對內加強中央領導的隨身警衛。

    警衛處在禮堂各大門和沿圍墻以外的各山頭、高地等要點, 布置了內、外兩層警戒, 構成嚴密的警衛網。同時, 在中央領導和與會代表通行的路線上, 增設了固定的和游動的巡邏哨。擔負這次大會警衛的第一連負責會場開大會和舉辦各種晚會的核心警衛, 以及禮堂各大門的檢驗入場證件、檢查修理防空洞和楊家嶺、延水橋的警衛。第二連、三連分別擔負楊家嶺禮堂圍墻以外的山頭、后溝隱蔽地點的控制, 代表駐地、往返路線和中央、軍委機關的警戒任務。

    高射機槍連重點布置在楊家嶺、清涼山周圍山頭上, 專門擔負防止敵機空襲和對空射擊任務。

    騎兵連擔負中央領導和代表經常通行的路線巡邏、護送等任務。除此之外, 吳烈還挑選了會游泳的戰士負責涉渡延河去新華社和解放日報遞送大會文件等工作。有時延河水猛漲, 橋梁受到威脅, 擔任守橋任務的戰士紀永常、李建國、杜林森等戰士, 冒著生命危險, 下河與洪水搏斗, 搶修和保護橋梁。戰士王更臣同志在河寬、浪大、水流急的情況下, 經常不分晝夜地涉渡延河, 遞送文件, 受到中央領導的表揚。（文/武文笑）

    出自：《黨史文苑》